一家名為Kroll的機構受債權人委聘，對花樣年的附屬公司香港花樣年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花樣年投資）進行接管。

按香港查冊中心資料，早在11月2日，該事情已經發生。而花樣年方面未有公開說明。▼

直到11月25日，花樣年才在公告中稱，花樣年投資在被申請清盤。這反射弧，不得不說有些長。

不過，花樣年聲稱，清盤需要經過法院裁定，公司會依法依規進行抗辯，并努力進行溝通。

截至目前，花樣年投資的狀態依舊為：接管。▼

不管怎么樣，花樣年在今年10月初的“意外躺平”，給本來脆弱的信用債市場雪上加霜了一把。但顯然部分債主們也不愿意處在劣后位置。

似乎債主們也在對外傳遞一種信號：發行人選擇像“花樣年”般“躺平”之前，需要思考下未來也會受到來自法律層面的反擊。

作為債主“軍師”的Kroll，來頭不小。

這家公司前身成立于1972年，是一家美國老牌的商業調查公司，隸屬于Corporate Risk Holdings旗下。2018年，成立于1932年的Duff & Phelps 收購了當時的Kroll。這些年來，Duff & Phelps也在不斷的收購中自我壯大。

2021年，這些公司逐漸整合為統一的品牌——Kroll。

Kroll擅長的領域包括商業調查、風險咨詢、交易咨詢、財務重組、法律爭端、企業融資、合規和監管事項等等。同時，Kroll在一些國家還有政府相關部門的授權和擁有金融牌照。

對于花樣年，Kroll在文件中列出自己的訴求，并劃好地盤。▼

可以看到，Kroll作為接管人可以行使各項股東權益，比如資產收益權、處置權。細到花樣年所持有的一家名為安創集團有限公司的普通股。

這可不是小事。根據股權架構，花樣年投資是境內平臺花樣年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

目前并不清楚Kroll是受哪位債主委聘。但進行清盤呈請的，基本上可鎖定為是Kroll。先接管再清盤，往往是連貫動作。

按花樣年在公告中解釋，起因是花樣年投資作為擔保人的一筆貸款融資未能償付，涉及金額1.49億美元。

毫無疑問，花樣年要面臨一場場硬仗。

Kroll派出三位人員作為花樣年投資的共同接管人，分別是Cosimo Borrelli、Jocelyn Chi和Kent McParland。▼

其中，Cosimo Borrelli從1990年起就從事困境企業重組方面的工作，是位老手。▼

這位澳大利亞人原為一家名為Borrelli Walsh公司的成員之一。2020年，擅長財務與運營重組的Borrelli Walsh被Kroll收購。Cosimo Borrelli負責Kroll在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重組業務。

值得注意的是，從業以來，Cosimo Borrelli曾接手過不少中資企業清算案并擔任接管人或清盤人。當中有嘉漢林業、中國森林、中國醫療技術公司、高銀金融（00530.HK）等。

有媒體形容Cosimo Borrelli作風狠辣。在過往多宗公開案例，他申請困境公司清盤時，也會入稟法院控告核數師或上市保薦人疏忽違責。

例如在中國醫療技術公司一案中，他的八人小組在畢馬威北京辦事處附近安札了2年時間，對5000多個審計文檔做筆記。此后，他們在香港對畢馬威提出失職訴訟。

巧合的是，Cosimo Borrelli和花樣年的借款機構——德意志銀行也有過合作。

德銀曾委任他為高銀金融國際中心接管人，來處理雙方的債權問題。在和碧桂園服務（06098.HK）交易之前，花樣年曾向德意志銀行質押過彩生活股份，花樣年投資為擔保人，涉及金額近1.5億美元。▼

花樣年確實需要像它在公告中說的那樣“與呈請人進行建設性對話”。或許它自己也沒有想到債主會采取強制接管之舉。

這一次，花樣年并沒有選擇和自己有著一定“血緣”關系的鐘港資本作為財務顧問。

它聘請的財務顧問和法律顧問分別為華利安諾基（中國）Houlihan Lokey和盛德律師事務所Sidley。

當然這兩家機構過往的戰績和履歷也不菲。

Houlihan曾參與過雷曼兄弟，安然、通用汽車等的破產重組。

至于Sidley，成立于1866年，有著近156年歷史。服務過的客戶包括美國前第一夫人、林肯總統的遺孀瑪麗?托德?林肯、美國西聯電報公司。它本來也是花樣年方面關于香港法律的法律顧問。

圍繞著花樣年，這些專業機構之間的較量博弈在所難免。

當然，花樣年的麻煩也遠遠不止Kroll對其境外公司的接管。屁股后面還有一堆的債主、合作方、供應商、業主等等。

而花樣年只是這一輪陷入流動性危機的房企之一。它們基本沒有像佳兆業（01638.HK）一樣經歷過債務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