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合同中“排除違約金調整法律適用”的條款效力，在實務中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違約金的主要性質為對守約方的補償，懲罰性功能較弱，故當違約金過分高于所造成的損失時，即使有“排除違約金調整法律適用”的約定，人民法院仍可根據一方當事人的要求對違約金數額認定作出調整。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780號裁定即持該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并不屬于強制性規定，法律也未明確禁止當事人通過約定排除本條款的適用。因此，如雙方當事人基于真實意思表示約定放棄違約金公權力調整規則適用，則應予以認可。本文援引判例即支持本觀點。

筆者認為，合同雙方放棄違約金調整規則約定的效力不能一概而論，具體應根據合同雙方“放棄”意思表示的約定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6條指出違約金的性質以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而最高院原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又曾在“包頭置業與中國第二冶金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合同糾紛”一案點評中認為：合同雙方將違約責任約定為固定數額的違約金，應視為一種與違約過錯程度及違約行為輕重無關系的單一的、懲罰性的違約責任。故筆者認為，法律之所以賦予合同當事人可根據實際損失在訴訟中對約定違約金的數額認定申請調整，其立法目的類似于“禁止流質條款”之規定，是為了避免顯失公平之判決的出現。但是，法律并不完全禁止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懲罰性約定，如果合同雙方將違約金約定為一個固定數額且明確約定不適用違約金調整規則，則可以認為這種違約金約定具有“懲罰性”色彩，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尊重。

因此，對于放棄違約金公權力調整約定的效力評價時應當重點考察兩個因素：其一，雙方當事人簽約時是否存在明顯的不對等，放棄違約金公權力調整是否屬于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其二，如果當事人對相對方守約有較強的信賴預期，并自愿將違約金約定為固定數額或其他方式賦予違約金“懲罰性”色彩，則應認定雙方排除違約金公權力調整條款的約定有效。否則，在其他情形下合同雙方僅約定排除違約金公權力調整規則適用的，其效力認定應審慎把握。